很多朋友对于靠谱的算命先生和我看东北人与广东人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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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前，有3个人，他们的船沉了，然后他们就漂流到一个小岛上，哪知这个无人小岛上有一个巨人和一群饿狼，这个巨人说：“你们从这片丛林里找出十个瓜果来，我就不让这些狼吃你们。”于是，为了保命，他们只好去了。一会，第一个人出来了，他拿了十个苹果，于是巨人对他说：“你一口气把这十个苹果吃掉，我就不让这些狼吃你。”但是，当他吃到第六个时，他就撑得哭了起来。这些狼听到声音，就把第一个人吃了。后来，第二个人从树林里出来了，他拿了十个草莓，巨人对他说了和第一个人同样的话，十个草莓对他来说很容易，但当他吃到第八个时，他却笑了起来，狼听到声音，也把他吃了。不久，在天堂上，第二个人遇到了第一个人，第一个人问：“你都快吃完了，笑什么啊?”第二个人说：“我看见，第三个人拿了十个大西瓜出来(2)李鸿章有个亲戚，不学无术。这年，他赴京赶考，卷到手，连破题也不会，更别想写出文章来。焦急中，他想，我是中堂大人的亲戚，何不把这层关系拉上，主考官敢不录取？于是，他连忙在试卷上写了“我是当朝中堂大人的亲戚”等字样。无奈不会写那个“戚”字，竟写成了“我是中堂大人的亲妻！”主考官阅卷后，批道：“因为你是中堂大人的亲妻，所以我不敢娶（取）。”(2)一女子下夜班，一男子尾随图谋不轨，女子慎怕，路过坟地，灵机一动，对坟墓说：爸爸，我回来了，开门啊。男子大惧，哇哇大叫奔逃。女子心安，正要离开，忽然从坟墓中传来阴森森的声音：闺女，你又忘了带钥匙啊。女子惊骇，也哇哇奔逃。这时从坟墓里钻出个盗墓的说：靠，耽误我工作，吓死你们！盗墓的话音刚落，发现旁边有个老头正拿著凿子刻墓碑，好奇，问之，老头愤怒地说，NND，他们把我的名字刻错了……盗墓的大惧，哇哇叫著奔逃。老头冷笑一声：“靠，敢和我抢生意，还嫩点儿……”正说着，一不小心凿子掉在地上，老头正要拾，一弯腰，发现凿子握在草丛里的一只手里，老头正在吃惊，突然一个声音说：“你找死呀！乱改我家的门牌号！”。老头屁滚尿流，滚下山坡！这时一拾荒者从草丛爬出，“他娘的，搞一块铁也得费这么大的神,..(3)有一个80岁的老太太，和一个93岁的老伯去相亲。回来的时候老太太对女儿说：“我打了他一巴掌！”女儿说：“怎么他非礼你了吗？”老太太说：“不，我以为他死了！"!

    科学探索，以及所有的学问，基本都是在寻找事物的因果关系。有些结论可以通过数理逻辑来推演，有些需要科学实验来验证。复杂系统，比如医学疗效，就要通过双盲实验来排除心理暗示和人体自愈的部分。经济社会发展就更复杂。

    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就会把太阳东升归因于公鸡打鸣。比如，有些人不清楚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进步的原因，就会盲目地“厉害了”。

    最近一篇文章《辽宁一市委原书记：跟广东官员比东北官员差在哪》又刷屏了。早在2018年，黑龙江发生了毛振华亚布力视频和雪乡宰客事件，关于东北人怎么了，网上就炒的很厉害。

    这些年东北经济衰退，每每有点什么事，人们似乎都能分析出几条问题的原因。其实，这和人们都能总结出马云为什么能成功的理由一样，都是事后诸葛亮。

    人们往往选择射中靶心的那支箭，从角度到风向、从训练到素质，洋洋洒洒一顿分析，完全忘了同样情况下，有些箭飞向了天空，有些直接栽到了地里。

    一些评论把问题归因于东北干部不行、东北人不行，等等。作为黑龙江人，总觉得这些评论有失偏颇，忍不住想抬杠。

    讨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涉及地域经济、官僚主义以及人的问题，这其实超出了我的能力和专业，我写这些不过是自说自话，但这是我卸载焦虑，获得内心平静的办法。

    一、我对经济的认识

    我一向不懂经济学，对于这种很难定量和实证的东西，我永远学不明白。就像我中学时，政治课一直学不好一样。因此，有时朋友在群里讨论经济问题，我就很少插话。不像说起科普问题，我比较有把握。

    我从来没买过股票。我总是把股评家和风水先生、算命的划为一类。如果谁能预测股票和未来，就不用靠给别人股评和预测混饭吃了，自己就是巴菲特。

    有个人的比喻很贴切：股市就是一口无限大的一锅汤，每个人都在拿勺子品尝汤的咸淡，淡了加盐，咸了加水，最后谁也无法控制汤的咸淡。有时候，已经很咸了，但是大家还是都在加盐；或者已经很淡了，还都加水。

    虽然不懂经济，但我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决拥护者，因为这是近代历史已经实证的东西，还有博弈论之类的研究做基础。

    经济学家里，我最赞同张维迎，因为他的文章通熟易懂，没有废话。他有一篇文章《市场经济最道德》，对我启发很大。我是一个感恩的人，每当我为现代社会的物质丰富和生活方便而感到幸福时，我总是默默地感叹：感谢市场经济！

    促进经济社会进步有太多的原因，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等，几本书也写不完。但是，追溯世界历史，就会发现一条基本规律：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有赖于人的思想、财富、劳动的自由交换。凡是能实现这一条件的地方就一定繁荣，反之就一定落后。

    这种交换的便利和自由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尺。不便的交通会阻碍交换，比如偏远山区；战争会阻断这种交换，比如中东地区；错误的国家政策也一样，比如，明朝的海禁、抑商，我们国家四十年前，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个邻居。

    二、东北的地域经济

    东北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经济结构转型和资源型经济地区的资源枯竭问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这些事。

     1、东北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始于俄罗斯建设中东铁路（包括哈尔滨至旅顺德南线铁路），铁路建成后，东北是连通欧亚的交通枢纽，当时哈尔滨有23个国家的领事馆，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小巴黎）。

    这时候的繁荣，算是市场经济，因为是交通枢纽，就像旧时代的码头，现代的港口，人们用脚投票，引来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和逃难的移民。

    就像广州，在两广地区是三江汇合口，对外，是欧洲商船最近的一个港口；也如上海对外是港口，对内有长江。这是贸易交换的前提。

     2、在日本殖民时代，由于苏联的建立和战争的原因，交通枢纽的地位已经不存在。但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掠夺和剥削，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以此来支撑战争的运转。那时的经济是在东北亚区域内的部分自由贸易，是一个畸形发展时期。

  （后来苏联抢在日本即将投降的时候，进入东北，拆走了很多机器设备）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来中苏交恶，国家把很多东北很多工厂迁到内地，即三线建设），这套工业体系，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和苏联一样，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基础的（曾经有人想否定改革开放，为下岗工人工人喊冤，其实更可怜的是中国的农民）。

    这套体系，也不是靠自由贸易维持的，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4、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那套工业体系已经很艰难。但由于是“共和国长子”和共和国的骄傲，迟迟舍不得改革。那些大企业的技术骨干逐渐都被南方民营企业挖走了，剩下的人成了潜在的上访人员。

     5、在国家加入WTO以后的高速发展期间，黑龙江的发展速度也不错，但是主要还是依靠资源。但是现在石油枯竭了，煤炭去产能，森林全面保护，一棵树也不让伐。

     6、黑龙江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10，但是卖粮食不挣钱，没有税。2018年，国家也不再保护价收购粮食，因为库存太多。这几年黑龙江已经响应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号召，不再追求产量，而是打有机绿色的牌，延长粮食产业链。

    （今年的国际形势，让粮食安全问题又成为头等大事）

    这些年黑龙江省也力求延长煤炭和石油的产业链，即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的五头五尾”：油头化尾、煤头电尾、煤头化尾、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克服经济学上的“资源诅咒”现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7、东三省周边是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和穷得尿血的邻居。如果东北的邻居是日本或韩国，则又是一种情形。

    三、环境、制度与人

    历史上无数的事例表明，无论东北人还是南方人，河南人还是河北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性都是一样的。

    任何以一个简单标签来描述一个群体的做法都是轻率的，比如母亲都是伟大的，青年都是有朝气的，东北人都是懒惰的、河南人都是造假的、黑人都是愚蠢的等等。

    在不同制度以及自然和文化环境下，人们的选择有所不同，但都是趋利避害的。

    也就是说，制度和环境，以及由这两者形成的文化，决定人的行为。

    那些革命老区，无论清朝还是民国，无论人民公社还是改革开放，都还是相对贫穷。同样在发达省份，粤北发展就落后很多；山东的西部，我的老家，现在还是很穷。

    原因也简单，缺乏对外交换的资源和便利。

    加拿大的主要城市都集中在与美国接壤的大湖地区。无它，就是与美国贸易便利、气候相对温暖。

    但美国铁锈地带最初指的也是五大湖附近。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因为水运便利、矿产丰富，因此成为了重工业中心。自从美国步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之后，这些地区的重工业纷纷衰败。人们纷纷往南部迁移。

    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写《大湖地区的人和加利福尼亚人的差别》。

    当然人们也能举例说明，好的制度，把英国罪犯改造成澳大利亚公民、把古巴罪犯改造成迈阿密公民。

   所以，环境很重要，制度也很重要。

    新加坡发展，和地处马六甲海峡的位置有关，李光耀创立的制度也很重要。作为开放前大陆长期的对外窗口，香港的特殊位置，是其繁荣的重要原因。而香港完备的法律体系，也造就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经商环境。

    《跟广东官员比东北官员差在哪》一文里例举的东北人的问题，确实都存在，但原因和结果，恐怕是弄颠倒了。

    说东北衰落是那些官僚造成的，不如说东北的自然环境和制度引起的衰退，造就了那些官僚以及落后的文化。

    把广东、浙江的干部派到东北，不会改变东北的局面，只会把这些干部改变为东北的官僚。

   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富可敌国，而粤东粤北粤西都相对很贫穷，这同样都是广东人啊！按着《跟广东官员比东北官员差在哪》一文的逻辑，把珠三角的干部派到那些地区去，问题就解决了呀！

    还有，一起设立开放的特区，珠海发展不如深圳，汕头还不如珠海。

    其实，同样级别的干部，从落后地区平调到发达地区，是一种重用，在发达地区，干部更容易出成绩，说话腰杆也硬。发达地区的人们似乎也能对落后地区的人指指点点。

    历史上，谋个地方设立或自然形成了一个水陆码头，成为商业集散地，商人来此交易，当地一定会繁荣。同时，来这里当官，就是一个肥差，皇上任命谁来，就是一种信任和奖赏。

    如果后来，旁边修了铁路，不路过这里了，而是把附近一个小村庄作为铁路中转地（比如哈尔滨、石家庄），原来的水运码头就废弃了。

    这时候皇帝（中央政府）无论派谁去，也无法“振兴”原来的城镇了。朝廷只会把重臣派到新兴的城市任职，因为那里的管理对国家、朝廷更重要。

    失去了某些外在的因素，那些过去觉得自己挺不错的人，会发现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极其有限。

    地图炮和种族歧视者是一类人。国内有人分析底特律的衰败是黑人造成的，也是归因错误。底特律的衰败，除了产业原因，最主要的是美国强大的工会阻碍了人们交换劳动的自由。同样，美国一些极左的政策也会降低人们（包括黑人）交换劳动的意愿，谁都想不劳而获。

    如果说东北老百姓不行，而那些跳槽（移民）到发达地区或国外的东北人，发展的都很好；每年还有大批东北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去发达地区发展。

    毛振华视频和雪乡宰客事件之所以引起这么多讨论，就是因为东北经济衰退，人们都想找原因，出了这两件事件，人们都认为找到原因了，都认为自己可以评论一下。

    在全国各地，各种矛盾都有，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不仅仅是吃饱饭的问题，而是追求公平的问题，青岛也有天价虾，云南、海南，以及香港、台湾也有黑导游。曾经的“重庆模式”，对企业家来讲，简直就是恐怖，但重庆的发展一直是高速度。

    这种找原因的逻辑，和中医所谓疗效的证据一样，不过是把天亮的原因归因于公鸡打鸣。

   有些记者也喜欢到东北地区找“原因”，因为这种找法很简单。

    四、关于东北人才流失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并非什么坏事。

   人民自由迁徙、人才自由流动，是中国改革以后的进步，是现代自由市场的先决条件。

     2020年3月30日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等等。

    我们自己身边的孩子，只要有较好的专业能力，都是鼓励去发达地区发展。就像发达地区送孩子出国一样。

   剩下的人，一部分人选择考公务员，不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吗？有什么可吐槽的？都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啊！

   看有关资料，这几年，过去内地的一些名牌大学，比如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也包括哈工大，人才流失的都很严重；而过去水平很一般的大学，比如上海大学、苏州大学，却吸引大批人才，发展很快。上海的位置（户口），上海对大学的投入，是上述地区没法比的。并不完全是那些地区不重视人才，也不是这些地区的校长不如发达地区的校长。

    五、关于转移支付

    很多内地人，尤其是发达省份，对国家转移支付很有意见。因为黑龙江是接受国家转移支付最多的省份，在有些评论里，好像是黑龙江人都很懒，要靠其它地区养活着。

     1、黑龙江国家给的钱最多是事实，但其中很大比例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农田水利、农业补贴。这是国家对黑龙江的要求：保证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所要付出的代价。

     2、黑龙江已提前进入老年社会，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之比，是全国最高的。作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地区，黑龙江有大批退休养老人员，但却没有新兴工业承接养老金的上缴。

    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历史的延续，不完全是现在能工作的人懒，而是有工作、能交养老保险金的人少。

     3、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国家的转移支付也是国家整体运转所必须的，并非发达地区只付出没有回报。黑龙江很多退休人员，把子女送到发达地区就业，把毕生的积蓄给子女在发达地区买房子，去发达地区给子女看照看孩子，把退休金花在发达地区。另外，黑龙江退休人员把退休金花在海南三亚的也不少。

   六、关于发展的想法

    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提出意见，恐怕世界顶级经济学家、智库也未必能提出可行办法，何况还涉及体制问题。林毅夫提出一个方案，还不是被很多人嘲笑。我讨论这个，纯属瞎操心，但既然思考了，就想到哪儿，说到哪里，反正也没人把我的话当真。

     1、“振兴东北”好多年了，效果没看到。不知道广东有没有“振兴粤北粤西粤东”的说法，不管有没有，广东的地区差距依然存在。

    说投资不过三海关，应该是一个企业家理性正确的选择，即使没有官僚体制问题，由于天气寒冷，这里建造厂房的成本要高出南方很多，同时由于没有配套的供应链和销售渠道，原材料要一千公里以外的渤海湾运进来，产品也要一千多公里运出去。

     2、东北首先保证的是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只要依法办事，人才知道往哪里流动。

    东北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本不该养活这么多人。我曾经胡思乱想，如果黑龙江的3800万人口能降低到800万，同时保持好生态环境，黑龙江就会像北欧一样美丽富饶。

    就像广东解决贫富差距的办法，恐怕不是“振兴粤北粤西粤东”，而是进一步发展珠三角，让山区的人都走出来，并能在珠三角扎根落户。

     3、政府管理人员，应该与当地经济、纳税人口相匹配，黑龙江财政供养人员与纳税人的比例，在全国可能也是最高的，是需要解决的。

    机构改革，就是要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在东北把现有财政供养人员砍掉一半，留下一半，应该比较合理，虽然很难。裁减下来的人员，宁肯用转移支付养着，也比上班不干事（还点灯熬油或者添乱）合算。

1916年7月2日，傍晚，一个中式打扮的北方青年与两个朋友在上海黄浦江边散步，三人游兴正浓，突然，一个巡捕挡住他们，赫然喝道：“你们三个，退回去！”这个北方青年颇觉惊讶，再一细看，发现被挡的都是穿长袍马褂者，而着西装革履者则可畅通无阻。原来已走到租界边上。在回旅馆的路上，这个北方青年一直在想：那个同样是中国人的巡捕究竟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呀？为什么他要对同胞如此无情无义，“几忘自系人类”呢？……

这个北方青年便是年方30岁的白坚武。

白坚武（1886—1937），河北交河县洼里王镇西常庄人，190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学，毕业后曾任黄钟报记者与内务部佥事，1917年以后分别在北洋军阀李纯和吴佩孚处做顾问，1937年9月，在冀南被属于冯玉祥旧部的国民党军队以“汉奸首领”罪处决。终其一生，白坚武都没有脱离北洋派的圈子，可以说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任直隶督署秘书）与最顶点（任吴佩孚处总参议），都是在北洋派的圈子内实现的。

然而，年轻时的白坚武却对这个圈子颇为不满，对圈子内的人和事充满痛恨。这一点，倒与当时绝大多数受《新青年》影响的新派人物相通。譬如，1917年1月24日，他曾在日记中愤愤不平：

入世以来，朴心未退，而社会机心日增；机心递演之结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团之内有小团，大圈之内有小圈，对外无论矣；团与圈之内，无时不用其机心。所谓政团也、政治社会也，有如货币者然，只有恶货驱逐良货而已。

非但如此，作为圈内人的白坚武对所处“圈子”不仅愤慨，而且急切地想打破它，改变它。譬如，当他在上海听说北京的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上街游行，“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便在当晚的日记中表示强烈同情，认为此举“足征人心未死”。当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病死的假消息，便当即认为陈可称得上“中国之路得、卢梭”，斯人之死，“则人道之明星陨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读过《新潮》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对文中流露的“根本改造”思想大表赞同，认为中国社会“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

打破或改造这个“圈子”从何入手？从白坚武的早年日记看，虽然他没有提供一个以新替旧的具体方案，但其倾向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即与当时大多数忧国忧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白坚武颇为看好社会主义。譬如，当他读过《新青年》6卷5号刊载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后，立即感到“曙光在此”。在1920年2月28日的日记中，他甚至写道：“余现觉宇宙间所有动止，俱由环境构成，物由心造，诚有此象。然展转以细索其因果，仍不出唯物关系。突然而有此内识，突然而有此外效，为世界所无之事。攻马克思唯物论者众矣，余不论其有充分理由。若以马克思所论演证据不充足则有之，强余绝对信仰唯心论现未能也。”对唯物论的偏爱与对唯心论的怀疑，并由此而引发的为马克思学说的辩护，溢于笔端。

总之，1917年至1921年间的白坚武几乎是北洋“圈子”内的一个“另类”，他对所处环境极其不满，对社会主义心存向往，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腐败到极点，“非经洪水洗濯一次”，“将不得以人类自荐于世界”。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同时期广为人知的《恽代英日记》，便会发现两人年轻时在思想上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属于向往改变中国社会与个人人生的理想主义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血性、有追求的进步青年，为什么最后会堕落成无耻汉奸呢？白坚武思想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对社会主义由同情到怀疑的态度变化。

事实上，在民国初年，由于宪政实施并未带来预期效果，中国思想界陷入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的“人心枯窘”的一个彷徨年代，如果说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同样混乱，那么晚清思想界起码还知道以一种共同认可的方式（宪政）去改变这种混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一旦宪政这剂药方经过民初政治的检验证明失效后，包括白坚武在内的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这批年轻知识分子便不得不开始新的思想探索历程。

依照白坚武在1921年前所表现出的思想趋向，他极有可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也是当时相当一批企图破旧立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

除了上一节中所列举的材料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白坚武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第一，他对宗教向来没有兴趣。

民国初年，当“定孔教为国教运动”甚嚣尘上之际，白即“终不谓然”。事实上，他不仅对定孔教为国教没有好感，甚至认为一切宗教都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一神较多神为进化，然无神尚胜一神也”，所谓宗教，只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即所谓“可由不可使知之义”。

第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

1920年1月2日，当他读张东荪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7号上的一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时，发现作者所说的“如有建设必定依著社会主义的原则”，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是言实为我所欲言者”。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尽管他所读的社会主义书籍多是经过进步党人中转的社会民主主义，但他并不同意点滴改良。

一方面，白坚武在1917-1921年间追寻生命意义过程中，对彼岸世界的诱惑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在此岸世界中对社会主义颇有兴趣，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况来推演，白坚武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事实上也是许多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思想轨迹。

然而，1922年以后的白坚武的思想变化，并未沿正常轨道行驶，他非但没有从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变成信仰者，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对者。

单凭笔者手头的资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白坚武的这次思想转折，根据他留下的日记，笔者猜测可能有三种原因：

首先，可能与他在1922年的人生际遇的改变有关。

也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南京李纯的幕府，来到洛阳吴佩孚处参赞军政，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政治地位，都有了较大提升。从其日记看，也就是在这一年后，他对所处“圈子”的抱怨大为减少。

其次，可能与他对接触的苏俄代表的观感变化有关。

在吴佩孚处，白坚武曾与来访的苏俄代表接触，发现对方在中东路和外蒙等关键问题上，“恍惚其辞，不肯为确定之答复”。这一点可能使他对苏俄乃至社会主义都产生一种“厌”屋及乌的逆反心理。

最后，可能与他1917年的一次不佳的旅行经历有关。

当年4月29日他乘国营的津浦线列车北上，发现该线的二等车尚不如京奉、沪宁、京汉线的三等车洁净舒适，便感喟道：“国家营业，乃如此乎？”这次不愉快经历有可能长期定格在他的潜意识中。

这三点原因当然还限于理由并不十分充分的猜测，因为当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之初，有人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会妨碍个人的创造性，另有人则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当家作主，能刺激个人的创造性，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刚刚起步，其利弊得失并非一目了然，所以双方还是处于各执一端的对峙状态。然而，不管怎样，从白坚武1922年之后的日记看，他对社会主义再也没有此前的热情和兴趣了，并且常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谈及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比如，1928年2月，他在读过一本书中关于烟酒归国家专有办理的论述后，即在日记中评论道：

（该论点）理论上诚然有据，然实行尚待讨论。即以北省言，业烧锅者甚多，一律令其完全丧业，殊非维持民生之道；且由国家为之，经官吏之手，亦不见其适宜得利。最好由国家提倡改良，维持其固有之业，而捐其相当之税，斯为酌量得中。凡政策须俯察实际，不可太涉空想也。

摈弃玄虚理想，讲究因时制宜。这大致可以视作白坚武在1922年之后的一种基本政治心态。处于这种心态之中的白坚武，一方面感受到自由选择的愉悦，另一方面也体悟到目标缺失的痛苦。白坚武在告别社会主义之后，其思想处于一种“目标缺失后的漫游”状态。由于没有一种价值体系，他在对政治人物或思想做判断时，便只能从“用”的角度出发来加以取舍。因此，他在1922年之后的政治思想带有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的首要表现，就是否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万灵丹，一切制度都要拿到环境中试验一番。这正如现代中国最早的政治学家高一涵在1919年所强调的：“一切制度政策都是人类为达到目的而应用的器具；要想选择那种器具合用，那种器具不合用，必须把所有的器具都拿来比较比较，并研究各种器具的由来、变迁，找出进化的路径，看看处现在的环境，应该用那种器具才好。”而在192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白坚武表露了类似的观点：

……而不知人类的政治与物质的机器不同，机器可以完全适用科学律，政治则须随时运用良明之人事支配确定之规模，方可相得益彰，若永久不敝之制度乃世所无也，道在因时制宜耳。

白坚武是否相信实用主义哲学，仅凭日记已不可考，但在日记中可以看出，每当提及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时，其笔端都流露出赞许同情之意；而且，对“永久不敝之制度”的否定，事实上也就是对真理客观性的否定，一切政治思想，在他看来，都只是“因时制宜”的产物。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其直接的外在表现便是价值相对主义——不承认固定恒一的价值观，一切以是否有用作为标准。

在这种价值相对主义的支配之下，人们不易被某一种意识形态俘虏。正因为此，白坚武对于已成潮流的社会共识，往往也要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比如，对于20世纪30年代风靡中国思想界的以苏俄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思潮，白坚武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不能苟同。他甚至认为苏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终为畸形发展”，因为“若处处为军事准备，就过程中或亦有相当便利，然终局总是害”。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白坚武的这种经济思想还是基于他对人性的一种根本认识。在1931年8月13日的一则日记中，他在论及公、私二字的关系时，感到“人类既不能无私，惟有以公调剂之耳”。考虑到我国哲学家贺麟此后10年方提出“大公无私不过只是一完美邈远的理想，而假私济公才是切实有效的方法”，不能不承认白坚武的识见确实有独特之处。

一般而言，价值相对主义的长处在于分析——一切思想都可在是否有用的标准下被“去魅”，而其短处则在于综合——不可能形成一种能够整合社会的共同政治理想。如果白坚武在1927年下野后，在天津安安静静做寓公，凭着怀疑一切的价值相对主义眼光，他大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民间思想者”。但白一直是一个有很大政治抱负的人，总持有天降大任于“自己”的良好感觉。这便促成了其思想的进一步转变。

作为一个冷眼旁观的“民间思想者”，白坚武尽可以将观察对象一一分解，而不用考虑这样做的社会后果。但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者，他深知“旗号”（共同的政治理想）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换言之，以一种合情合理而非仅仅实用的政治目标来凝聚信徒，是任何政治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正如白早年的朋友李大钊在1919年所揭橥的：“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

白坚武在民初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自然深谙核心政治目标在动员群众方面的重要性。这在他1927年后的日记中有多方流露。比如，1928年12月14日，他曾与几个朋友预测国共相争的结局，白的观点是：

盖共党主张是非善恶，固另为一问题，而其澈头澈尾直捷了当予人以共见，则也所知也。……国党规定悉仿苏俄，而口头则称反共，其主张之方案，如平均地权等条目，又为准共产；迄无一明白贯澈之主张、脚踏实地以求实效，处处现傍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见势绌也。天下有论而无行终归失败，何况并理论亦不能自完其说乎？

1928年，国民党尚处于上升期，连林彪这种浴血井冈山的共产党人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白坚武能有如此预测，关键便在于他敏锐地发现国民党所宣示的理论不彻底，缺乏说服力。从后来的结局看，这一点也确实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白坚武不仅对夺取政权时的“共见”作用相当看重，而且也强调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同样应借助“信条”来整合社会。1929年9月27日的一则日记这样写道：

余谓国家有信条而后，群众心理对于政治始有准循。往昔皇帝一物，千百年纲纪修饬结果，构成一国家神圣信条，相率遵守而不敢渝；自皇帝倒而易民主，旧信条亡矣，必有可以代易之新信条，上乃有统治，下乃有遵循之道。惟民国以来，国家永无确定之信条，专凭当局一、二人之威权驱驭徒党；威权以势力而存，势力不能常具，而威权凌替矣。故政治变相仍其势然也。

不管是“共见”，还是“信条”，事实上在这里都是指一个社会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与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标。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白坚武对“共见”或“信条”在政治中的粘合剂作用有相当清醒的认识，那么，下野后仍不甘寂寞的他又应以何种思想作为自己动员群众的“共见”或“信条”呢？如前所述，白坚武的政治思想在1922年之后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因此他的思想往往会因“用”的不同频繁转变。比如，他曾对国民党大搞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颇为不满，认为“凡崇拜之人物须有相当之分寸”，但一旦其政治活动屡因组织涣散而失败，便又对德国希特勒的独断手法大加欣赏；再如他曾肆意攻击社会主义，但一旦见到身边的朋友因生计困难而一筹莫展，便又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作用的唯物史观“亦未可一笔抹倒也”。不过，这些大致没有超出以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做基础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范围。在白坚武晚年的思想中真正异于从前的一个明显变化应是：对南、北畛域之见的强调。

所谓南、北畛域之见，这里指的是将南北的地理差别引入政治斗争，认为北伐战争是南人对北人的侵凌，因此北人有必要起而反抗。

1933年夏，在与朋友的一次交谈中，白坚武即感觉到“蒋介石南北之见太深，以北为征服地，任其自然，惟有当亡国奴耳。非集合同志决心自救，无他途也。”此时已流露出以北方代表自居的意思。在稍后白坚武手订的《正义军军歌》中，这种强调南北对峙、复兴北方的观念更是表白无遗。军歌包括5首，其中第三首的歌名即是《强北》，歌中唱道：

泱泱东海，巍巍太行。惟人与士，王者北方。天如相中国，北在终不亡。燕赵好身手，切莫须臾忘。

到了晚年，白坚武这种“北方复兴，舍我其谁”的自我定位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早年吴佩孚曾有一次给他看手相，他觉得“似有似无”，而在1936年3月28日，当两个算命先生告诉他：“定中国定北方者为白氏烈士”，他即感到大为受用，认为是“天命攸托”。

如同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对满汉民族差异的强调，白坚武此时对南北畛域之见的强调也有其社会背景。民国初年，由于南方和北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一些政治冲突便往往被简化为南北冲突。当时一个南方的革命党人曾从南方的角度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中国古来南北之争，恒北方占优势，予作《革命杂诗》，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谈总统祭明陵’，所以纪实也。……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视南方等于被征服之土，派兵驻防，一如满洲。”南方对北方的不服与不满，跃然纸上。当时开战多称“南北战争”，议和则叫“南北妥协”，以致态度相对超脱的国民党领袖黄郛在1918年感叹道：“今北京命令，称西南曰南服；西南文电，名北京曰北庭；吾试问西南究为何国人，北京究为何国都。”

北伐之后的情况，可能比民国初年更为严重。尽管蒋介石在北伐之初即把三民主义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认为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不是以南方统一北方，但北伐战争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方发动、并取得成功的统一行动（第一次是元末朱元璋的北伐），这对北方民众的心理，应有较大刺激。而且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一系列举措（如迁都南京），皆加剧了北方对南方的成见。青年党领袖李璜当时曾游走南北，对此有深切感受，他晚年回忆道：

国民党在北方未能深入民众去做基本诱导工夫，这已足造成南北彼此了解不够，易滋误会；何况……革命而要称之为“北伐”，北京又定要改成“北平”，更足使北人认为南人骄妄了。我初闻此种怨言于失意军人政客之口，并未加以重视，及询问同志们，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便令我不能不对国事有了隐忧。

值得注意的是，从白坚武的日记看，他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大北方主义者”，换言之，他的南北畛域之见在早年并不强烈。譬如他在1918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北京今俨然国都也，其人除食睡外几同鹿豕。”事实上这将北京人视为行尸走肉。白很早即对南北两地人民有一种成见：即认为南方人“智优而力不足”，北方人则“力不患不足，患见事之不明”，而且，这种成见基本贯穿始终，一直到1936年，他还在日记中感叹：“北人多混沌不明”由此可见，他在能力方面并没有厚北薄南，充其量只是认为南人与北人在体力与智力上各有所长。不过，他在1927年之后，亲见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后在北方造成的动荡与不满，于是便敏锐地抓住当时政治斗争的这一症结，迅即打出“强北”的政治旗号。这中间，从其前后态度的反差看，可能也有政治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作祟。

不管白坚武的南北畛域之见上是借题发挥，还是确实相信，这个借口或解释后来成为其政治行为的一种安魂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第一节所述，白在青年时即持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观念，即使到晚年，这种起码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并未完全丧失。譬如，在“九?一八”之后，他也会痛心疾首，认为“东北一般醉生梦死之人，外患之来未能防于事先，复不能应于临时，可痛可恨！”面对日本的侵华活动，他在内心深处也有一定的防备，如其在1932年即认为：“现在日军横冲直撞，不啻向世界宣战，必步德国后尘”。考虑到白写日记并无示人的动机，那么我们便不能认定他的这些言论完全出于作秀。事实上，白坚武一方面高谈救国爱国，另一方面为求政治发迹而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其理由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见的“强北”动机。正是这个虚构的“正当理由”，才使得他在内心深处将如此矛盾的政治行为统一起来，既为自己动员信众寻求理论工具，也为自己卖国求荣找到正当理由。

如果说吴三桂的降清如同民间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那么白坚武与日本勾结的自我解释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见的“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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