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民国人物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中国算命三大流派，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民国人物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本文目录

中国算命三大流派分别是：传统八字命理学派、新法断命派、吕文艺自然科学八字命理学派。

1、传统八字命理学派

完全是按照“断旺衰，论格局，找用神，寻神煞”的顺序，把命局和大运、流年、甚至小运、命宫、胎元等元素完全等同起来依照各个五行的旺衰，决定五行生克线路链条的连接状态，从这个生克线路链条的连接状态上来断判命主在某时间段的吉凶状况。

2、新法断命派

只是在老祖宗留下的“断旺表，判格局，取用神，找神煞”这种模式下，根据流年对大运十神作用的结果与命局喜忌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命运预测的理论体系。

该流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传统命理学派”中那根很难分析的链条给截断开来分析“某运某流年”的吉凶结果。至于其它“百神论”“燥土生金不生金”等等理论都是对“传统八字命理学”的细节化改变而已。

3、吕文艺自然科学八字命理学派

完全抛弃了其它两个派别中就连大师本人也根本没有办法给命局中各个干支五行的旺衰强弱进行打分的“断旺衰”这个最基本的理论，也抛弃了“判格局”理论和“取用神”“找煞神”理论。

间接采用了其它两流派的命理精华内容“命理断语”等；并且把这些断语，结合现实生活之理结合唯物辨证之理进行了提炼，提纯改造而成为全新的“吕文艺自然科学八字命理学理论”的“十神作用方式吉凶意义”理论。

算命的注意事项

1、算命次数不宜过多，不宜找多个算命师算命

我们经常会听到“命越算越薄”这样的说法，其实指的是算命次数的问题。如说找赵先生算了，觉得周先生算得不太准，过几天又去找李先生算，这样算命是大忌。我们常说既来之，则安之。算命也是，既算之，则信之。算命是为了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迷失方向，所以这样算命是无益的。

2、应让算命师发挥自己特长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算命师也一样。现在的玄学行业与民国或更早时的区别之一，就是通才更多实际上一个人五术都能达到一定水平，是很难的，就算是命相卜三术里面，一般天赋极高的人可能通两门已经是极致了。每一个算命师实际上都有他的特长，所以我们在去算命时，也应该让算命师发挥自己的特长。

3、算命要注意时间

民间有阴历初一、十五不算命的说法。初一阴气太盛算得不准，十五阳气太盛算得不准，故说初一、十五不能算命。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成为直系军阀的干将。1923年1月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江浙战争中，出兵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理。1925年奉浙战争中打败奉军，占据沪、苏、皖一带，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11月在江西战场为北伐军击溃，投靠张作霖，与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联合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又失苏皖地盘，8月反攻南京，在龙潭兵败。1928年逃往沈阳，后避往大连、天津。1925年11月被施剑翘为报父仇击毙。

张作霖

张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后，张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

1、窃国大盗袁世凯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奠基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军阀，他是厚黑的典型。戊戌变法中，他假装支持变法，使“戊戌六君子”倒在血泊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演出一场“逼宫戏”，后又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之后，他欺骗孙中山，杀害宋教仁，镇压了二次革命。当上了大总统后，又悍然恢复帝制，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

2、北洋之虎段祺瑞

段祺瑞这只“北洋之虎”，皖系的巨魁，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十六年间，他三次出任国务总理，一直处于权利的核心，即使在他下台期间，仍能呼风唤雨，待机而出。他不搞阴谋，不搞谋杀，崇尚简朴，为政清廉。同时，他又镇压人民，反对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制造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大惨案。

3、贿选总统曹锟

曹锟1985年投奔袁世凯新建陆军，很快成为“三洋三杰”之外的第三号人物。曹锟作为直系重要头目之一，在直、奉、皖三大派系中左右逢源，先是图谋副总统不成，后又拉拢奉系，打败皖系，最终谋取了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权。上演一“贿选总统”的丑剧。一年后在军阀混战中被囚禁，被迫提出辞呈。后长期寓居1938年天津病逝。

4、胡帅张作霖

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因而被称为“胡帅”。由一个被清政府招抚的土匪头目，升至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他还曾问鼎中原，一度控制北京政府并当上国家元首。“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因而他能统治中国东北达十三年，成为北洋军阀中别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5、秀才军阀吴佩孚

吴佩孚师从名儒，得中秀才，他读了古今中外不少的书，不少的兵法，在军事上，他长于权术，善于临时应变，打败了许多敌人，曾得“长胜将军”的称号。吴佩孚在其戎马生涯中还做了许多的诗词，反映他得意时，失意时，苦闷时的心情。因此他称为秀才军阀是恰当的。

6、不倒翁阎锡山

西王阎锡山经历清王朝末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几个历史重大变革时期。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均能用他的权术或投靠袁世凯，或依附段祺瑞，或与中共合作，乃至与日本勾结来保全并扩展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因而他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这在中国近代军阀史上是少的。因此，阎锡山可谓名副其实的“不倒翁”。

7、混世魔王张宗昌

张宗昌无知无识，人称“狗肉将军”，他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他当过土匪，后又在张作霖的卵翼下发迹。竟至拥有兵数十万成为山东的土皇帝。在他督鲁的三年间为恶甚多，人民对他恨之入骨。

9、山东土皇帝韩复榘

韩复榘由一个普通的士兵被提升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继张宗昌之后，他曾统治山东达七年之久。他自称“韩青天”，到处断案，却草菅人命，留下不少笑话，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退弃山东，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9、小诸葛白崇禧

白崇禧是桂系新军阀中，仅次李宗仁的第二号首脑人物。在众多的军阀中，白崇禧以足智多谋，满腹经纶而闻名，有“小诸葛”之称。他曾为李宗仁长期筹谋划策，为统一广西立下奇功。以后又长期担任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及国防部长等要职，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

10、广东军阀陈炯明

陈炯明1911参加辛亥革命，因他极喜趋新弦奇，在当时的广东社会，就军事上的言行十分引人注意。一度受到孙中山的相信，后随个人权欲极度的滋长，拥兵割据，广州公开设立总统府，背叛了革命，蜕化为反动军阀。

拓展资料：

所谓军阀，是指军人以武力为后盾，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但是由中央政府或承认中央政府，以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位，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词源出自《旧唐书·郭虔瓘传》有著名的汉末群雄、北洋军阀、直系军阀、皖系军阀等。近代意义上的“军阀”一词，是由梁启超从日本翻译而来的。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历史上把长江吴淞口以北的军阀也称北洋军阀。

关于民国人物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