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乾坤八字算命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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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易学认为，乾为天，坤为地，有了天地就会有万物，万物充盈，这样就有了屯蒙，屯为万物的初始阶段，初始阶段的万物幼稚，所以又有了蒙卦。如《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几千年来，人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说法来理解乾坤是如何变成屯蒙的，理解整个周易（通行本）卦序的编排的，其实这是不对的。乾并不完全表示“天”，坤也并不完全表示“地”，乾坤变屯蒙的根本原因是内部诸爻矛盾发展的结果，乾坤变屯蒙是偶然的，当然在这偶然的变化中也包含着必然性。为什么说乾并不完全表示“天”呢？这看一看乾卦的卦辞与爻辞就清楚了。在乾卦的卦辞与爻辞中，除了五爻辞有一句“飞龙在天”以外，还有二爻的“见龙在田”和四爻的“或跃在渊”，此外还有三爻的“君子终日乾乾”。如果说乾为“天”，那么是天上原本存在着“田”、“渊”、“君子”呢？还是把原本属于“地”上的这些事物搬到“天”上去了呢？其实都不是，在经文中，“天”仅仅表示“上”，这联系经文中其它几处谈到“天”的地方也就可以清楚了。例如大有上谓“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大畜上谓“何天之衢”；明夷上谓“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中孚上谓“翰音登于天”。这些“天”都是指的上爻，不仅和六爻卦的乾卦无关，也和三爻卦的乾无关。另外睽三的“其人天且劓”和姤五的“有隕自天”虽然不在上爻，却是指的上爻，这也与乾无关，乾五的“飞龙在天”也只是说它有向上的趋势，所以我们说乾并不完全表示“天”，“天”在某些卦中仅仅表示上，没有别的意思。同样，坤也并不完全表示“地”。在坤卦的卦辞与爻辞中，除了“霜”、“冰”、“野”这样一些与“地”有关的景物以外，同样还有“囊”、“裳”等与“地”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明夷上的“后入于地”说的是明夷上这个爻将要变成下一个卦的初爻也即下爻，没有别的意思，所以“地”也仅仅是表示下，地并不是坤特有的“专利”。乾并不完全表示“天”，坤也不完全表示“地”。即便是把乾坤理解为天地，也不能说“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如果把天地与万物分出先后，那么在万物产生以前，天地岂不就就成了一个“空匣子”？事实上，天地即万物，万物即天地，不能设想没有天地的万物，也不能设想没有万物的天地。对乾与坤的关系，传统易学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叫做乾是纯阳之卦，坤是纯阴之卦，乾与坤的关系是“错卦”。错卦也叫“对卦”、“类卦”、“旁通卦”，意思是在横的平列上，一左一右，本卦阳爻变为阴爻，阴爻变为阳爻，从而演变出一个与之相对的卦。我们说，如果把乾卦六爻皆阳坤卦六爻皆阴这一点理解为纯阳纯阴的话，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把乾的六爻理解为纯阳爻，把坤的六爻理解为纯阴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乾坤各爻非但不纯，而且是不纯到了极至，以至于是阳是阴都很难确定，所以我们说乾坤各爻都是非阴非阳或者是亦阴亦阳的爻，由这样的爻构成的卦就是非乾非坤或亦乾亦坤，这是一个阴阳未判的“混沌”状态。由此我们的结论是乾坤一体，乾直接就是坤，坤也直接就是乾，是乾与坤在特定条件下的“直接同一”。乾与坤也有不同的一面，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乾与坤的关系不是错卦，而是“覆卦”。覆卦也叫“反卦”、“反易”、“反覆卦”、“综卦”，即将一卦反覆过来（上下颠倒）所得到的卦。坤是倒过来的乾，乾也可以看成是倒过来的坤。知道了乾与坤的真实关系，那么对乾坤六爻的“纳甲”也就不是多么困难的事了。乾按其初二三四五上的顺序纳入甲乙丙丁戊己，坤的六爻顺序就成了己庚辛壬癸甲，从时间上说，这正是一个完整的周期。由于时间的运行是与方位的变换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乙和癸、丙和壬、丁和辛、戊和庚原来是同一个爻位，只是运行的方向刚好相反。兹列乾坤图如下：乾纳甲乙丙丁戊己，坤纳己庚辛壬癸甲，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算不上多么复杂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被某些人歪曲并复杂化了。始作俑者就是汉代的京房。京房先以八卦纳甲，把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分别配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样还有壬癸两个天干多了出来，于是再把壬分给乾，把癸分给坤，这样乾卦的下三爻就都是甲，上三爻都是壬，坤卦的下三爻都是乙，上三爻都是癸，这就是所谓的“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这本来是不值得一驳的早该丢进历史垃圾箱里的东西，却被历代的算命先生们继承下来，成了六爻纳甲筮法的主要依据。人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就等于把乾与坤拦腰斩断，《彖》辞的“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还怎么解释？《文言》的“與時偕行”还怎么解释？在易学史上，有不少人对这种纳甲法提出过质疑，比如张立文先生在《帛书周易注译》中就说：“乾卦爻辞的编排体现了由下而上的上升运动，在由初爻至上爻排列上，没有内外卦之分，也不反映是两经卦的重叠，只是一种顺序上增。如乾初九「潜龙」，龙潜伏未动；九二龙出现在地上；九四龙跳跃在渊；九五龙飞在天空；上九龙飞过高，而有悔。象征着事物变化发展是由不动到动，勿用到用，并由低到高，逐渐上升，升到一定的高度，要适可而止。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成为「亢龙」，物极必反，而「有悔」了，这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如果是乾纳甲壬，那么内卦三个爻就应该没有什么层次，外卦三爻也应该没有层次，另外从甲又是怎么过渡到壬的呢？或者有人说，京房纳甲还包含着地支，乾的内卦为甲子、甲寅、甲辰；外卦三爻为壬午、壬申、壬戌。用地支不是也可以把六爻区别开来吗？我们说这也是徒劳的，乾初至二，由“潜”至“见”，本来是一步之隔，谁能解释这中间的“丑”到那里去了？从甲子到甲寅需要五个周期，这难道还是“与时偕行”吗？京房纳甲根本不顾及经文，肆意肢解卦体，建立在京房纳甲基础之上的六爻纳甲筮法，它的灵验程度又怎么能让人相信呢？乾纳甲乙丙丁戊己，坤纳己庚辛壬癸甲，这是探索周易体系的第一步，是周易六十四卦这个巨大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这第一步如果走错了，后面的事也就不用提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可惜的是几千年来的易经探讨，还没有一个人看出，乾坤两卦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是第一个环节。那么乾坤是怎样变成屯蒙的呢？现在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说易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这话对不对呢？我们说这话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具体到乾坤卦，是可以说成“天人合一”的，因为乾与坤的六爻顺序，既是一条时间顺序，也是一条人们观察或行为的顺序，两个顺序是完全一致的。除了这种一致，还有阴阳的和合，卦体中心与重心的合一等，这是多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达到了可谓至善至美的程度。但是这种至善至美，同时也就是一种僵死的局面，因为事物再也不需要运动和发展，在绝对均衡的条件下也没有办法运动与发展。所幸这种局面仅仅是一种极特殊的情况，或者说是一时的情况，周易六十四卦只有乾与坤可以称得上是“天人合一”，其它六十二卦再没有一个卦是时间顺序与观察顺序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再没有一个“天人合一”的卦，这些卦说不上什么至善至美，但却在运动，在发展，再变化，也就是说“在活着”。乾坤卦虽然消弭了许多矛盾，但还有一些矛盾是无法消除的，比如说方位上的差异；还有时间的运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还有一个被掩盖着的天数的复出。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与发展，终于打破了六爻的均衡，造成了乾坤的解体。我们说乾坤合一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是一个“圆圈”，这话不是很准确的，因为这个“圆圈”上的某个环节发生了断裂，所以这是一个不封闭的“圆圈”。断裂的原因是乾坤在运行中出现了强与弱或者说是富与贫的矛盾，具体说就是乾二那位“在田”的“大人”，到了坤五，就没有继续向上爻发展，而是另起炉灶，变成了屯卦的初爻，也就是“君主”（经文上也叫“大君”）。这何以为证呢？原来坤五“黄裳，元吉”的意思就是“以此爻改元为吉”。乾初甲我们曾经规定为“天元”，坤初己我们曾经规定为“地元”，屯卦初爻我们就规定为“人元”，因为这个“元”既不是甲，也不是己，那么它是什么呢？原来乾二为乙，坤五为癸，乙癸同位，所以癸再变又是乙，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屯初为乙，这是屯卦连接它的母体乾与坤的一个“脐带”。在乾卦中我们知道了与乙处于对立面的是丁，所以不用怀疑，屯上一定是丁。知道了屯初为乙，屯上为丁，但对中间四个爻的天干还是不好确定。所幸乾卦中有两个即将出现的“大人”，一个“在田”的“大人”已经登基，另一个“大人”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屯卦五爻是一个阳爻，这正是乾五“在天”的那位“大人”所变，这个大人在乾为五为戊，到了坤卦变成了二爻为庚，戊庚同位，所以到了屯卦再变为戊。屯五为戊，则与之相对待的屯三一定是丙，这样我们又找到了屯三与屯五的天干。这四个爻一经确定，那么屯二与四的天干也就不难确定了，二为己，四为甲。这样屯卦六爻按其顺序纳入天干便是乙己丙甲戊丁。天道与人道，或者说是时间的顺序与人们观察的顺序发生了错乱，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屯卦六爻，那么就是四、初、三、上、五、二。这种时间与观察顺序的错乱，正是经文显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是经文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兹列屯卦图如下：屯卦又是怎样变成蒙卦的呢？这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说乾坤一体有许多人还不理解的话，那么我们说屯蒙一体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几乎所有的治易者都知道屯与蒙的关系是“覆卦”，屯倒过来为蒙，蒙倒过来为屯。屯的初二三四五上顺序变成了蒙的上五四三二初，再依据乙癸同位、丙壬同位、丁辛同位、戊庚同位，给蒙卦初二三四五上顺序纳入辛庚甲壬己癸也就是了。蒙初辛不同于屯初乙，但也是“人元”，蒙卦辞中没有“元”字，因为有了前面的“初筮告”，后边的事皆可依例类推，只是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卦辞爻辞才予以提示，这是易经在表述上的一个特点。如果我们依例找出每一个卦六爻在时间上的顺序，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卦辞与爻辞编制的是何等贴切，何等严谨了。兹列蒙卦图如下：如果我们把乾与坤、屯与蒙这种基于一体的“覆卦”卦变形式规定为“原始反终式”的话，那么由坤变屯这种卦变形式就可以规定为“中道而返式”，因为坤卦五爻并没有运行到上爻，也就是坤五癸并没有进入上爻甲，而是返回来充当了屯卦的初爻。这种“中道而返式”是一种特殊的卦变，但在特殊的卦变中又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为什么说卦变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呢？这深入研究一下乾坤的卦辞与爻辞也就清楚了。兹列乾坤屯蒙四卦的卦变示意图如下：

是两个不同的宗教体系，开始的时间接近，只是一个发源于印度，一个发源于中国。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佛教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

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参考资料：道教-百度百科佛教-百度百科

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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