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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的起源和发展老舍的《茶馆》原著只有三幕吗茶馆人物分析茶馆
【社会场所名】
茶馆是爱茶者的乐园,也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追其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唐代开元年间,乡镇中有煎茶出卖的店铺,投钱取饮,这是“茶馆”的初级形式。
中国的茶馆由来已久,据记载两晋时已有了茶馆。自古以来,品茗场所有多种称谓,茶馆的称呼多见于长江流域;两广多称为茶楼;京津多称为茶亭。此外,还有茶肆、茶坊、茶寮、茶社、茶室、茶屋等称谓。
茶馆与茶摊都是专门用来喝茶的。不过茶馆与茶摊相比,有经营大小之分和饮茶方式的不同。茶馆设有固定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品茶、休闲等。茶摊没有固定的场所,是季节性的、流动式的,主要是为过往行人解渴提供方便。
【当今茶馆分类】
(一)历史悠久的老茶馆,保存旧时风格;
(二)六十年代新建茶室,采用现代建筑,四周辅以假山、喷泉,室内有鲜花、字画,并有瓜子、糖果等;
(三)露天茶室、棋园茶座、音乐茶座等。
【历史演变】
(一)茶馆的萌芽
茶馆最早的雏形是茶摊,中国最早的茶摊出现于晋代,据《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也就是说,当时已有人将茶水作为商品到集市进行买卖了。不过这还属于流动摊贩,不能称为“茶馆”。此时茶摊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人解渴而已。
(二)茶馆的兴起
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了茶馆的雏形。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夹,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种在乡镇、集市、道边“煎茶卖之”的“店铺”,当是茶馆的雏形。
《旧唐书·王涯传》记:“太和九年五月涯等仓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则唐文宗太和年间已有正式的茶馆。
大唐中期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加之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得“天下益知饮茶矣”,因而茶馆不仅在产茶的江南地区迅速普及,也流传到了北方城市。此时,茶馆除予人解渴外,还兼有予人休息,供人进食的功能。
(三)茶馆的兴盛
至宋代,便进入了中国茶馆的兴盛时期。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繁盛的市井景象,再现了万商云集、百业兴旺的情形,其中亦有很多的茶馆。而孟元老的《东京华梦录》中的记载则更让人感受到当时茶肆的兴盛“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晚即散,谓之鬼市子……归曹门街,北山于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的杭州,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定都临安(即今杭州),统治阶级的骄奢、享乐、安逸的生活使杭州这个产茶地的茶馆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当时的杭州不仅“处处有茶坊”,且“今之茶肆,刻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都城纪胜》中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
宋时茶馆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如供人们喝茶聊天、品尝小吃、谈生意、做买卖,进行各种演艺活动、行业聚会等。
(四)茶馆的普及
到明清之时,品茗之风更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民丰物富造成了市民们对各种娱乐生活的需求,而作为一种集休闲、饮食、娱乐、交易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大众活动场所,茶馆成了人们的首选,因此,茶馆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式愈益多样,茶馆功能也愈加丰富。
(五)茶馆的衰微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战争,贫困和一些非常时期,茶馆也就一度衰微。
(六)茶馆的复兴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茶馆作为文化生活的一种形式也悄然回复,茶馆已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重要选择之一。
【主要衍生】
书茶馆
书茶馆,即设书场的茶馆。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以短评书为主的茶馆。这种茶馆,上午卖清茶,下午和晚上请艺人临场说评书,行话为“白天”、“灯晚儿”。茶客边听书,边饮茶,倒也优哉游哉,乐乐陶陶。
老北京的茶馆遍及京城内外,各种茶馆又有不同的形式与功用。这里,重点从文化,社会功用角度介绍几种。老乡京有许多书茶馆,在这种茶馆里,饮茶只是媒介,听评书是主要内容。书茶馆,直接把茶与文学相联系,给人以历史知识,又达到消闲、娱乐的目的,老少皆宜。
音乐茶座
音乐茶座是既品茶又娱乐的文化场所,在唐代已有先例。不过其正式出现,却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随著改革开放,以及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在一些大中城市里,音乐茶座应运而生。
音乐茶座一般选择在幽雅的场所,并配以柔和多采的灯光,以饮茶品点,欣赏文艺为内容。音乐茶座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人们可以品茶自娱,也可以约上几个朋友,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还可以在啜饮纳凉的同时,进行各种交流。
【其他相关资料】
四川的盖碗茶和茶馆
四川是茶的故乡,茶的品类繁多,饮茶风行,茶馆林立。
四川人盛行自斟自饮的盖碗茶。盖碗茶不但选用茉莉花茶、龙井等上品茶叶,而且盖碗和铜壶也别有讲究。如盖碗用的茶盖,一是茶沏好盖上后,可很快泡出茶味;二是可用作割去茶碗上飘浮的泡沫;三是可用来凉茶(即将茶盖反扣倒入茶汁),便于快饮解渴,还有“茶船”用来托茶、端茶。这样,茶碗、茶盖、茶船托三位一体,既实用又美观。另外烧水的壶选用铜壶,烧出来的水味道甜美,保暖性又强。
四川的茶馆多,且具特色。早晨进茶馆可一直坐到晚上关门,照样沏茶而不增加收费。一整天仅收一次的茶费。所以茶馆成天热闹,成了人们休息、娱乐、传通讯息、进行交易的场所,而每个人的活动都是在茶的热气、香味中进行的。
2.话剧名
话剧《茶馆》是老舍在1956年完成的作品,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排,此剧以茶馆作为社会缩影,透过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由70多个角色演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
【作者】老舍
【演出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剧情梗概】
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
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右逢源。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窒息的衰亡: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
到了民国初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逃难的百姓堵在门口,大兵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员不时前来敲诈。
又过了三十年,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馆。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吉普车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王利发绝望了。这时,恰巧来了两位五十年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捕过的正人君子常四爷,一位是办了半辈子实业结果彻底垮了台的秦二爷。三位老人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着。最后只剩下王利发一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寻找安然了结一生的地方。
【主要人物形象解读】
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对于话剧《茶馆》的纪念——老舍茶馆】
老舍茶馆是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及其名剧命名的茶馆,始建于1988年,现有营业面积2600多平方米,集书茶馆、餐茶馆、茶艺馆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大茶馆。在这古香古色、京味十足的环境里,您每天都可以欣赏到一台汇聚京剧、曲艺、杂技、魔术、变脸等优秀民族艺术的精彩演出,同时可以品用各类名茶、宫廷细点、北京传统风味小吃和京味佳肴茶宴。自开业以来,老舍茶馆接待了近47位外国元首、众多社会名流和200多万中外游客,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精品的特色“窗口”和连接国内外友谊的“桥梁”。
前门四合茶院是老舍茶馆弘扬京味文化和茶文化的又一崭新手笔。它以古老经典的北京传统建筑四合院为形,以博大精深的茶艺之道为神,融合雍容贵气的京城之韵,创造了一个您梦想中的茶艺馆。在这里,只有悠闲与宁静,只有轻松与自在,听悠扬的古筝,看精湛的茶艺表演,品馨香的好茶,享茶中偷来的半日悠闲。
《茶馆》可以说是老舍的经典之作,每次看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茶馆》在创作之初,其实是一部由老舍先生创作的名为《秦氏三兄弟》的作品的第一幕。经过曹禺和焦菊隐等北京人艺第一代艺术家的建议,老舍先生将这一幕进行扩充和改编,就是现在的三幕话剧《茶馆》。其中很多桥段是吸收了众多老艺术家的建议。比如,第三幕最后三老撒纸钱的桥段就是老舍先生听取了于是之老师“感觉结尾不够丰满”的提问后扩充的部分。所以说《茶馆》是北京人艺的镇院之宝绝对称得上当之无愧。
《茶馆》只有三幕,却分别写了三个时段,通过形形色色、生动鲜活的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近50年的变迁史,揭示了旧中国黑暗与腐朽,真实展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苦难生活,突出了表现了分别“葬送了三个旧时代”这一主题。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摆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腐朽思想的毒害最深。当自已深受其害的旧时代,只有对自已苦难的愁苦和愤恨,对人吃人的旧时代显得如此苍白无助。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
话剧《茶馆》反映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倍加珍惜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记住这段历史,激发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自已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茶馆》真的很不错,享有很高的声誉,值得我们一看。
老舍运用他独特的审美观和视角将旧中国三个时期、五十多年的历史浓缩的反映在这一小小茶馆里,当然贯穿主线的就是茶馆老板王利发。我们目睹了他的一生,从青年到中年直至暮年,随着时代的轮换,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感情也逐渐的发生变化。
最初反感他的自私和冷漠,但是在第三幕,看着他紧紧追随时代步伐改良茶馆,日日为茶馆奔波却仍旧使祖宗的老字号日渐没落,他落寞的身影和那些大兵的贪婪狡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物在时代里的遭遇往往能反映整个时代的悲剧命运,试想,连这样聪明圆滑随机应变的王利发,可以称得上个有产阶级的人物都摆脱不了贫困受辱的命运,那么普通人的生活更加可想而知了。
王利发这个人物,老舍对他的开场介绍是这样的:精明、有些自私,但是心眼不坏。这应该算是个很诚恳的评价。子承父业,能在乱世中延续老茶馆的生命,这就对茶馆老板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假设一下,如果没有王利发的圆滑,而换了常四爷的“铁杆倔强”,在第一个大转折时期,老裕泰就会被那些投机的卑鄙分子“吃掉”。正是因为王利发的圆滑之处,“不谈国事”、“多说好话”、对穷人视而不见、毫无同情心才得使老裕泰又度过了风雨飘摇的五十多年。他会变通,头脑灵活,会投机取巧,见机行事,改良茶馆建造公寓,因为学生有钱,到什么时候都要上学……
这些都不能怪王利发,天下有太多的穷人,太多的不平,一个小小的王利发,他只是个开茶馆的,只是小市民安分守几的代表,他的自私具有普世性,因为整个社会的战乱动荡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左右的,能在如此环境下明哲保身已属不易,况且他还要养一大家子人,要延续茶馆的生命,承载祖传的家业。
一个人一生的责任和使命有很多,他要成就一些必然就要舍弃另一些。就像《玫瑰门》里的司猗纹,她一辈子要强,一辈子显示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她要给人制造精明干练的形象,所以她不惜去牺牲一切,她失去了作为外婆的慈爱,少了作为母亲的温柔,甚至故意“作秀”主动上交财产为自己赢得“社会的地位”和“尊重”。
与王利发相比,司猗纹的命运更多了几分悲剧。尽管两个人物的时代不同,在时代这个洪流里,他们孱弱、无力,但是他们却忍耐、抗争。一棵白杨,一只玫瑰,却比一般人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和持久的韧性。
老舍在《茶馆》里表现的大多数人都丑陋不堪,但是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和批判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而是为了彰显乱世之下的真情和淳朴。我国大多数本土的作家都有对我们自己国家、国民的深厚感情,这一点在老舍先生这个“老北京”作家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自古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对商人存在明显的偏见,也是老舍用王利发这个形象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和认同感。从某种方面来讲,王利发也是个正义的化身。他告诫刘麻子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他对唐铁嘴说“我不光耍嘴皮子,我心放得正!”,他收留了曾经从茶馆被卖出去的康顺子母子,尽管当时自己家里都已经捉襟见肘,这些细节都是老舍有意要表现王利发善良、真实的一面所作的铺垫。
在我们目所能及、耳所能闻的范围内,通常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很容易就被他做的一件好事所取代,纵然王利发有些自私自利,但是原则上他并没有做过一件超过道德底线的事情,那么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更加容易向好的方面转变。更多的为他淳朴、真诚的一面所打动。
当国家面临危难,那些有能力为国家、为人民出力献策的人都躲避起来吃斋念佛,诸如崔久峰之辈,只为自己活得安宁,不缺衣少食,落得个自由随意,却不顾黎民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王利发却心怀国家,纵然他不懂得战乱纷争的原因,也不清楚形势的变化,但是他却着急企盼战争平息、国家安宁,要“死马当活马医”。
固然那些大人物在历史转折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也同样容易丢掉信心、失去力量,不顾全局。在国家危机的时刻,正是像王利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民坚定信念、怀抱希望,凝聚成的巨大的力量,才能够让国家、民族有力量、有勇气去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也让我们看到了胜利和希望的曙光。此情此境,一个王利发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扩展资料
《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通过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官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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